謝作詩

        在主流經濟學中強調：消費、投資、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這個說法對不對？我們要思考。

        什么叫增長？通常理解就是商品和勞務的增加或者是價值的增加。直觀地看，似乎消費增加之后企業就會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增長也就隨之產生了。但是，我們要深入分析一個問題，什么叫需求？需要不是需求，有支付能力需要才是需求。

        今天，我們一刻也離不開貨幣，可是我們分析經濟問題要拋開貨幣。我購買你的東西，本質上是用我的東西去交換你的東西，如果我沒有東西，就不能交換你的東西，就沒有需求，那只是需要、欲望。所以需求是商品和勞務，它們只能從投資、生產中來。所以需求的問題，本質上是生產的問題、是供給的問題。

        我們離開生產、供給去談需求，是錯誤的。主流宏觀經濟學，從需求的角度去討論宏觀經濟，錯的一塌糊涂。不是消費在拉動投資，恰恰相反，是投資在拉動消費。有多少投資、生產了多少產品，才可能有多少消費。

        過去有一個說法：如果消費少了、消費傾向低，有效需求不足，好象不利于經濟增長。這個說法不對。我用事實說話，現代意義的增長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后。因為工業革命過后，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我們不是直接生產我們需要的東西，而是迂回地先去生產資本品，再用資本品生產匹配我們需要的東西。比如要種小麥，我是先生產農藥化肥、收割機、播種機，然后用這些資本品再去生產小麥。

        我們再看原始社會，100%的消費率，可是原始社會零增長。恰恰是現代社會，生產的東西不可能全部消費掉。我們消費傾向下降了，反而有了高增長。所以不是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恰恰是人們少消費了一點當期產品，進行了一定的儲蓄，然后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利用資本品進行迂回生產，從而實現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

        再看出口。表面上看，出口增加了，企業就會擴大生產。但是看問題必須把眼光放寬一點，看進口國呢？他們在用什么東西進口或交換？這些東西來自哪里？只能來自于投資、資本積累。進口國沒有投資、沒有資本積累，就不可能有進口，也就沒有出口國的出口。中間環節一去，仍然是投資在拉動增長。所以這兩者合在一起看，仍然是投資在拉動出口，出口拉動經濟增長。

        想通過刺激消費來刺激增長，完全是錯誤的。因為刺激消費的資源不會憑空產生，你用來刺激消費，就不能用來搞資本積累。而且你生產了不為消費者所需要的東西，那就是錯誤的生產，就是錯上加錯。再說，消費不需要刺激，生產、掙錢的目的就是消費。人們之所以不消費，是因為沒有錢消費。注意，這個錢不是鈔票，而是為他人需要提供的商品和勞務。所以印錢不能增加需求。東西賣不出去不是產能過剩，而是產能錯誤，這是一個結構問題。所以不能用所謂的需求管理去解決這個問題。

        產能過剩怎么解決？不能鼓勵消費，反而要鼓勵生產。很多人不能理解，這個非常反直覺，但背后的道理恰恰是這樣。賣不出去東西是產能錯誤，被社會所需要的東西少了，我當然要鼓勵生產正確的東西、鼓勵生產為社會、為大眾所需要的東西。所以消費的前提是收入，即商品和勞務。商品和勞務只能通過生產得到，沒有商品和勞務的生產，也就沒有真實收入的提高。

        那么，怎么能提高消費呢？有人說，不鼓勵消費，東西賣不出去怎么辦？誰說人們只需要消費品??？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彼此提供資本品呢！沒有人說在死的時候都要把錢花光吧？大午集團留下一個龐大的產業，他們要蓋房子、買機械設備，這不是消費品，而是資本品。但是資本品也是需求，比如想搞投資，這些投資也是需求。人們彼此之間不只是需要消費品，還需要資本品。

        我想強調，消費過低也不好。消費率過低，并不是說人們的消費傾向低、消費欲不足，只能說前面的投入是錯誤的。投資錯，生產了不為社會所需要的東西，不能構成人們的收入，所以消費不足永遠是收入的問題，收入沒有上去，就是因為生產發生了錯誤。所以華爾街金融危機過后，美國的消費就下降，很多人擔心美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我是堅定地看好美國經濟，美國的問題恰恰是消費率高了?，F在美國消費率下降，反而是健康的。因為美國的現狀是消費過度，投資不足，所以按主流經濟學判斷問題，恰恰走眼。特朗普一上臺，有的人說美國經濟衰退了。衰退了嗎？這就是說理論本質是錯的。

        是原始社會的增長率高，還是今天生產率高？是原始社會的消費率高，還是今天的高？一比較就明白了。補貼出口同樣不能刺激經濟增長，道理是一樣的，資源用來補貼出口了，就不能用來進行資本積累。你生產了賣不出去的東西，補貼同樣是錯上加錯。所以這個結論非常清楚，沒有投資不可能有消費，就不可能有出口，這個事發生在進口國，只要把進口國拉進來一看，那就是沒有投資就沒有進口，也就沒有出口國的出口。所以應該鼓勵正確的投資而不是鼓勵消費、也不是鼓勵出口。就是說你生產出來的東西要為社會、為人民所需要，而不是人為的去搞投資，不能為了刺激經濟，去修不為人們需要的高鐵、公路，所以，鼓勵投資不是說政府要去人為地搞投資，也不是說要去搞補貼，而是要回歸市場，讓市場解決投資、消費等等問題。但我們可以考慮對企業零征稅，把稅放在消費環節當中去。這個稅收其實是把稅額定下來，在哪個環節征？我們要考慮放在生產環節征，還是放在消費環節征？整個社會財富最大化，哪個有利呢？如果說一切的生產活動，包括消費來自于投資、資本積累話，我建議對企業干脆零征稅，把稅收放在消費環節當中去，這樣就能實現整個社會財富最大化。

（發言人：謝作詩，浙江財經大學 教授）
 

一、問題的提出：民企和國企企業家犯罪類型的差異

        檢索“中國裁判文書網”2013年12月1日到2018年10月30日的刑事判決的案例，企業家犯罪案例共8952次，其中民營企業家所占比例非常之大，共7578次，占總數的84.7%。國營企業家犯罪1374次，占15.3%。按罪名劃分，民營企業家涉及刑法罪名36個，國企涉及罪名32個，從罪名看民企多于國企。

        從犯罪類型上分析，民企企業家4年中最高的犯罪類型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共1494次，占19.7%。其次是虛開增值稅發票罪，995次，占13.1%，第三位是行賄和單位行賄845次，占11.1%。國企企業家犯罪類型與民企差異甚大，國企企業家犯受賄罪的481次，占35%，居第一位；貪污是338次，占24.6%，居第二位；挪用公款146次，占10.6%，居第三位。通過四年統計大體可以看出，民企企業家的犯罪主要與資金、稅和行賄獲利相關聯。國企則相反，受賄、貪污、挪用公款等是擁有權力地位者所實施的犯罪類型。

二、問題分析：犯罪類型差異的核心要素是企業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

        為什么民企和國企企業家的犯罪類型會出現這種明顯的差異呢？首先，國企可依靠行政權力獲得豐厚的資源、項目和財富，并能將這些資源和項目分發或分包給下屬企業和民營企業。而且國企“一把手”和高管的權力過大，內部監控和制衡機制缺乏。這種制度環境決定了國企企業家的犯罪類型集中于受賄、貪污、挪用公款等。

        與國企不同，民企缺少公權力的優勢，缺乏資源，缺少項目和相應的資金，求發展的途徑往往是行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偷逃稅款等，通過非法手段獲得企業所需要的資源、項目和資金。在企業資金鏈斷裂情況下更容易鋌而走險。

        從國營和民營企業家犯罪的年齡差異中，我們也能看到制度環境的影響。民營企業家犯罪的高發年齡是40—49歲，恰是壯年的階段，事業處于爬坡，競爭壓力大。而國營企業家犯罪的高發年齡為50—59歲，與國企的“退休制度”有關，民營企業多為家族企業不存在退休不退休的問題。而國有企業則有嚴格的退休制度，國有企業家會面對即將退休帶來的權力喪失所凸生的恐懼和焦慮。

三、研究結論：企業家犯罪類型的差異與制度環境相關聯

        首先，上述研究大體可以得出企業的制度環境與企業家犯罪類型相關聯，或者說，一個企業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是高地位還是低地位，是民企還是國企，將會影響到企業家違法行為的機會和需要，以及最終的犯罪類型。國企企業家的主要犯罪類型可概括為因權力過大、過于集中而導致的“腐敗犯罪”，或簡稱為“權力犯罪”，民企因缺乏類似權力，在市場的夾縫中生存，所以他們的犯罪更多地表現為“壓力犯罪”。一個是“權力犯罪”，一個是“壓力犯罪”，這是在分析犯罪類型差異基礎上較為宏觀的判斷。

        其次，企業家的犯罪具有一種傳染性，某一個企業通過違法活動獲得了收益，會對同行業的其他企業產生示范效應，使這種違法方式被模仿，企業違法行為迅速蔓延。被模仿主要原因是企業利潤驅使和行業競爭的壓力，因為不模仿其他企業的違法行為將會導致自己企業在行業競爭中間處于劣勢地位。模仿和蔓延一旦具有了行業的普遍性就會固化為“行業潛規則”，扭轉起來就會異常困難。

        第三、企業家犯罪的恥辱感，恥辱感是預防犯罪的天然屏障，輿論是恥辱感外部構成的基本要素。談到街頭犯罪，即使犯罪者非常貧困，因窮而偷，會引起憐憫和同情，但仍會被普遍認為是無道的、可恥的、是違法犯罪行為。但是企業家犯罪，為了追求企業的利潤，救企業和員工于水火，往往會被輿論視為有道，由此降低企業家對自己犯罪行為的恥辱感。

        第四，企業家犯罪的破壞力。企業家的犯罪破壞力是巨大的，影響也是深遠。比如，企業家的貪污，受賄行賄，不會像偷盜那樣幾百元或上千元，這類犯罪常常是百萬萬、千萬，甚至上億元，對市場經濟、社會和企業的破壞力巨大。同時對社會環境和社會風氣損傷更大。因為企業家的犯罪是精英犯罪，犯罪學將其稱為“對社會信用的違反”，它會導致人們對社會組織和社會頂層的不信任，降低社會整體道德感和組織感。當前社會上不斷出現一些突破道德底線的行為，或惡劣的犯罪行為時，我們習慣地指責普通人的不道德，不懂得堅守道德底線，指責其犯罪行為的可恥，而忽視社會精英犯罪對其的影響，社會精英犯罪會成為街頭犯罪合理化的依據。

四、對策：防控企業家犯罪的五點思考

        （一）改變企業的制度環境。積極構建不同類型企業的平等競爭的制度環境，使不同類型的企業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都能成為平等競爭的經濟主體，將會有效抑制國企企業家的“權力犯罪”和民營企業家的“壓力犯罪”，這是防控和減少企業家犯罪的治本之策。

        （二）重預防斬于初。針對企業家犯罪的傳染性，和一旦形成行業潛規則，治理起來非常困難的特點，建議重視企業家的犯罪預防工作。企業的某種違法行為初期顯露時，就需快速治理，遏制其蔓延和形成行業潛規則。

        （三）先特赦后嚴懲。一旦形成行業潛規則、行業性腐敗時，不能簡單地依靠刑法的威懾力，僅靠從重從快打擊?？煽紤]“先特赦后嚴懲”。一是為保護企業人才；二是樹立企業新風尚，不給人們以選擇性執法的錯覺，將會重建法律和規則的權威性。

        （四）行法律走協商。面對行業潛規則，在行使法律制裁的同時，應高度重視行業內部的協商。我曾在一個行業的龍頭企業調研，提議他們能率先在同行業中倡議“不送紅包”、“不搞銷售提成”，很快遭到反對，他們解釋道：如果他們作為龍頭企業提倡了，會被同行業罵死，無法在行業中繼續混下去。他們建議能夠由行業協會出面提倡，他們積極響應、帶頭簽名，并嚴格自查。須靠行業協會的提倡和引領，逐漸形成一種良好的行業風氣，最終消除這類腐敗現象。

        （五）重罰金輕刑罰。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的發展，保障社會就業的穩定性。適當對刑法進行結構性改革，對于企業家的犯罪，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的犯罪可側重于罰金刑，減少監禁刑。在上個世紀50年代日本的水污染導致“水俁病事件”，法律對日本氮肥公司的罰金刑追究至今仍在持續。對于企業家犯罪不能一抓一關了事，這是對被害者賠償的不負責，也無法實現刑罰真正目的，還會導致企業的倒閉和工人大量失業，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發言人：張荊，北京改革和犯罪研究會副會長，北工大法學教授）
 

  我想講一個比較宏觀的問題，就是對土地的基本認知問題。為什么想講這個宏觀問題？因為我覺得一個最基本的認知不解決，一個戰略視野的問題不解決，底下各種戰術，繞過來繞過去都是沒有用。如果宏觀的問題解決了，底下的戰術，大家萬馬奔騰，各自去創造各自去想像。

        首先，必須先解決土地的基本視野問題。我想從這幾年拆違和大棚整治入手，昨天我們有老師說到休閑產業，但是你真去干休閑產業的話，可能干幾年，沒多久，剛開始盈利的時候就被拆掉了。這幾年，我們在進行大棚整治，城市拆違整治，拆了很多農家樂。很多人認為大棚整治是下面人執法亂來，我認為這是表面問題，根本問題是出在上面。比如，很多拆掉的違章建筑都是地方政府引進的項目，上面突然來一個“一刀切”的命令，誰敢不拆嗎？所以一邊政府在拆違，一邊政府在建造。

        今年春節時，我看見有一個村莊，農戶房前屋后的土地全被地方政府一次性征走，永久征用了。政府不光征了地，還要對每個村莊投資約150萬，變成城市公園一樣的東西。其實這房前屋后的土地最適合老人耕種，因為離家近也安全。試想，現在農村有多少地是老人在種，又有多少地是年輕人種？

        5月6日，發改委召開的專題新聞發布會上，發改委規劃司城鄉融合發展處處長劉春雨指出，在利用農村閑置農房發展鄉村旅游業的過程中要注意，城里人到農村買宅基地的口子不能開，按規劃嚴格實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原則不能突破，嚴格禁止下鄉利用農村宅基地建設別墅大院和私人會館。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先生就提出三個問題：一是，現在只允許在本村村民內部進行土地交易。農村宅基地賣給本村人，有可能只賣3萬；如果在縣城范圍內流通，可能賣10萬；在全國范圍內自由買賣，它的價值可能就是50萬。很多人認為這是為了保護農民，但在這種情況下，農村的土地價值被嚴重低估了。二是私人會所可以禁止建，但是農民富裕了，建宅院別墅為什么不可以！農村遺留下來的有文物價值的建筑，是不是當年那些富人回去建的房子？如果我們當時都禁止，農村沒有留下有價值的東西，會不會讓后人認為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盛世？三是，城里人的二手房可以在全國市場上賣，他們的房可以由市場定價，不讓農村宅基地在完全市場上賣就無法定價。

        我認為：好社會的標志是地盡其利，物盡其用，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誰能夠讓它發揮最大的作用呢？我認為是企業家。應該讓他們自己去探索，而不是給他們規定一個方向。

        5月15日，周天勇教授又發了一篇文章，說這一輪拆違，光損失的就業機會就大概損失了1160-2000萬。大家想一想，違建被拆除以后，那些土地能不能恢復？保留原狀和拆掉哪個更有利于農村發展？

        我想問的問題不在于為什么政府把土地拿來建不倫不類的鄉村城市公園就合法，而市場主體建農家樂就不合法；也不在于很多人認為的，政府為了賣高價而壟斷土地。根據我的多年研究，土地財政已經變成了政府自身的負資產，即債務遠大于得利，已經到了臨界點。我認為，今天最大的問題，還是全民的觀念的問題，人們還在用農業時代的思維思考土地、思考農業。

        舉三個現代科技的例子。一是大午金鳳雞，他用科學培育的方式，發現了辨別公母雞最簡單的方法，產蛋率最高，這是世界第一，而且它是工廠化生產。工廠化生產的好處就是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為什么我們的財富大幅度提高？其實就是工業革命以來，技術在進步。工業革命到現在才兩百年的歷史，我們就從資源匱乏變到了人口匱乏。以前是資源匱乏，人口太多，所以要計劃生育。但現在，每個國家都在擔憂人口太少。

        二是央視報道說，我們平均普通的大棚蔬菜一年產4季，最多8季。但中國駐以色列外交官回家種菜，說他的大棚一年能夠產18季。這就是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

        還有更瘋狂的第三個例子，就是人造肉，60天就可以長肉5000多噸，而且跟真實的肉完全一樣，只不過是人工培育出來的。以后培育肉還有可能來自于動物源，在細胞結構上與原肉無本質區別，而且沒有病，100%可控。一旦技術成熟，實現規?；a，培育肉的成本必然是大大低于原肉的成本。從工業革命到現在，我們一直在用技術進步推動著物質生產。

        將來，我們在食物方面的生產占財富比例越來越低。美國是世界第一大農業國，但他的農業GDP只占全國GDP的1.2%。我們一直說自稱農業大國，但我們今天第一產業的產值已經不到9%。我們2017年已經有2.8億農民工在外地，其中48%的人從事第三產業，30%的人從事工業，20%的人從事建筑業。我們現在的農民已經無法靠土地生存了。我1990年大學畢業，之后27年的時間，我們自然村已經有35%完全消失了。

        我們現在是科技大爆炸時代，全球的視野已經往前看向服務業時代，開發智力和科技，最后就是豐裕與合作。而我們往回看，看農業時代，爭奪存量的土地與資源，鄉村振興、18億畝耕地保護、禁止城市居民下鄉，這個思維是匱乏的思維、紛爭的思維，最后導致的結果也是匱乏和紛爭。

        所以我的結論是：一個只會面向過去、不能面向未來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當然我這個不是單單指我們的決策層，我指的是我們整個社會的觀念，有什么樣的老百姓就有什么樣的政府，反過來也成立！

（發言人：童大煥，重慶郵移通學院）

      ——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高峰論壇上的致詞

陳劍

我們舉辦這次論壇，主要是基于以下五點考慮：

        一是民營經濟發展需要強大的理論支撐。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民營企業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重申黨中央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堅定立場。這對民營經濟發展是一個極大振奮。相關部門也采取了諸多措施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強調優化民營企業的發展環境，減稅降費，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實際上，在黨的十六大上就提出了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在現實生活中，后一個“毫不動搖”并沒有完全到位，在很多人心目中，公有制才是社會主義正宗，這一觀念根深蒂固。中國改革開放已經41年?？梢哉f也是圍繞民營企業的發展爭論了41年。要消除發展民營經濟是權宜之計的認識，沒有理論上的與時俱進，不能夠對不合時宜的理論進行清理，期盼民營經濟能夠有長期穩定發展是不現實的。也就是說，民營經濟長期穩定清晰可預期的發展需要強大的理論支撐。

        二是現實中民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平等的法治的市場環境的建立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這方面的案例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要讓民營經濟能夠有清晰可預期發展，消除對民營經濟所有制歧視至關重要。如果不能夠創造平等、法治的市場環境，現實生活中要消除對民營經濟所有制的歧視是不現實的。

        三是進一步釋放中國市場活力的需要。當下中國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特別是外部環境復雜嚴峻，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依然較多，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嚴峻。尤其是中美貿易爭端，不僅對中美兩國影響較大，也極大影響了國際經濟走勢。在此情況下，保持戰略定力十分關鍵。就是“任爾東南西北風，咬定青山不放松”。按照既定的步驟，對外進一步擴大開放，對內大力推進改革，進一步釋放市場、社會和思想的活力。同時采取各項措施應對各種影響穩定的因素，使中國經濟社會能夠保持平穩有序發展。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特別是激發微觀市場主體活力，除了深化“放管服”改革外，還需要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一個平等的法治的市場環境，這也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建設內容。創建法治化的市場環境，必須保障各類所有制市場主體的合法權利。為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切實防止一些部門在執法中對民營企業采取侵犯公民財產和人身安全的行為。只有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不斷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才能夠減少各種不確定風險影響，完成2019年中國經濟所設定的6%～6.5%奮斗目標。

        四是民營經濟自身發展也需要規范化，順應時代發展要求。民營企業的企業主如何與雇員結成和諧的勞動關系，勞資雙方權益如何得到較為充分實現并和諧共處，大午集團提供的共享發展成果的案例值得研究。當下中國社會出現的階級基礎的提法值得關注，也需要研究。需要在理論上給予澄清。

        五是孫大午先生的個人魅力。大午先生是一個有著天下情懷的企業家，他的坎坎坷坷成長史，見證了中國民營經濟41年的發展。去年11月，民營經濟突圍座談會在大午舉辦。當時就與孫大午先生有一個約定，如果條件合適，在2019年上半年，我們合作舉辦民營經濟高峰論壇。今天的這個論壇，就是兌現半年前的約定。

（發言者：陳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研究員）
 

        從《憲法》的角度講民營企業，涉及到兩個根本的問題，一是民營企業的地位問題，二是民營企業保護的問題。

一、民營企業的地位問題

       《憲法》規定了民營企業的地位，但因受意識形態影響很大，解決起來會有很大的困難或爭議?！稇椃ā芬幎?ldquo;國家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特別強調了堅持以公有制為主，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規定終究對民營企業不利。

       從經濟體制來講，國有經濟是基礎，民營經濟不能與之相提并論。社會主義制度，決定了以公有制為基礎。但在市場經濟角度來看，二者應該是完全平等的，因為市場經濟講競爭，競爭的基礎就是平等，即：以實際的能力為主，而不以所有制來確定能力。實際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做得并不好，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確實是沒有處于同等地位。但《物權法》的制定和通過，使民營經濟的地位問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從大陸法的角度來說，《物權法》是四種主要財產權利里面很重要的一種。拿羊來說，這只羊是我的，這就是物權，因為我有了所有權，支配權，收益權和處置權；把羊賣了就是債權；有了羊，我可以投資收益，這是股權；我可以用羊克隆新的羊，就有了知識產權。

       《物權法》已經把我們《憲法》里規定的公有制為主，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點改變了，即：在市場經濟下面，任何市場的主體，都是平等的，不可能有優先的地位。

二、民營企業保護的問題

        法律規定，國家保護私營經濟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一個提出來保護，一個提出來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所以在保護的問題上，更是困難重重。我們有三個界限應該分清：（一）個人合法財產和非法財產應該分清?！稇椃ā芬幎?，保護公民的合法財產。但在執行過程中，不僅把個人的非法所得的財產沒收，還把合法財產加以處置、沒收，這就突破合法和非法財產的。界限。按理說，犯罪之前的很多財產仍然是合法財產，這就嚴重混淆了界限。這是一個問題

        （二）個人的財產和家庭共有財產要分清?！痘橐龇ā芬幎?，婚姻財產絕大多數是共有財產，有一部分是配偶的。但在沒收個人財產時，經常是把他名下的所有財產沒收，這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侵犯了配偶的財產。

        （三）個人財產和企業財產要分清。我國的《公司法》規定，公司股東和公司是兩個獨立的主體。不能混淆個人犯罪和法人犯罪這兩個概念；不能說企業主（自然人）犯罪，就把公司的賬戶凍結起來，懲罰公司。

        以上問題需要我們好好注意！

（發言人：江平，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